【律師點評】

對此，國內知名律師、《2016-2017年度中國互聯網+法律報告》聯合主編、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北京盈科(杭州)律師事務所方超強律師認為：

對“刷單”商家的同業競爭者而言，“刷單”行為實質上是一種不正當競爭行為；對消費者而言，“刷單”行為侵害了消費者權益;對電商平臺而言，“刷單”行為既是侵權行為也是違約行為，也正基于此，電商平臺可以利用平臺規則對“刷單”行為及其商家進行處罰。

從當前的法律法規看，直接對“刷單”行為作出規定的是《網絡交易管理辦法》，該辦法第十九條即規定：網絡商品經營者、有關服務經營者銷售商品或者服務，應當遵守《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法律的規定，不得以不正當競爭方式損害其他經營者的合法權益、擾亂社會經濟秩序。同時，明確規定不得利用網絡技術手段或者載體等方式，從事以虛構交易、刪除不利評價等形式，為自己或他人提升商業信譽的行為。

該辦法也首次以部門規章的形式明確了，“刷單”行為屬于不正當競爭行為。違法“刷單”按照《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以虛假宣傳論，可處以一萬到二十萬元的行政處罰。

“刷單”行為屢禁不止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幾方面：利益驅使，隱蔽優勢帶來的違法成本低；電商平臺的處罰力度不夠。

遏制“刷單”行為可從兩個方面著手加強：加重對于“刷單”行為主體及其負責人的失信成本，將工商查實、法院判決確認的“刷單”行為及其行政處罰等信息列入個人征信之中；加強平臺與執法部門、司法部門的合作，利用其技術優勢積極向執法部門舉報并移交“刷單”線索;在民事糾紛中，配合法院調查取證，便于被侵權人訴訟維權。加大平臺的監管責任，促使平臺充分利用其技術和數據優勢，加大力度查處“刷單”行為。

如何利用現有法律體系有效保護應當予以保護的民事權益，規范競爭秩序顯得尤為重要。阿里系啟動的APP刷量訴訟和電商平臺刷信訴訟就有這一重要意義。

APP刷量訴訟和電商平臺刷信訴訟，雖然案件事實有所不同，但從侵權要件角度分析卻有相同的特征：

1、行為都有明確的對象。APP刷量訴訟中，刷量公司利用友盟公司提供給APP的app key和渠道號定向刷量，客觀上造成虛假數據有且僅有友盟公司采集，其行為實質上與將虛假數據直接放入友盟據以出具數據報告的數據池中無異。而平臺刷信行為則更為明確，直接針對淘寶和天貓的信用評價體系。

2、行為都由主觀故意支配，具有不正當目的。無論是刷信還是刷量，實質上都是企圖利用虛假的情況，獲取真實的經濟利益，違反了誠實信用的基本原則。

3、客觀上都有權益遭受損害。友盟因第三方的定向刷量行為，導致數據被污染，最影響了其數據產品的可信力和競爭力。平臺刷信行為也破壞了平臺正常的信用評價體系，導致其信用評價體系無法真實反映賣家信用水平，降低了消費者的消費體驗和對平臺的評價。

4、客觀上的權益損害都由刷單、刷信方的行為所導致，具有明確的因果關系。

5、基于以上共同的侵權要件分析，無論是APP刷量還是電商平臺刷信，都構成侵權，應當承擔賠禮道歉，停止侵權，賠償損失等侵權責任。?

【律師點評】

對此，國內知名律師、《2016-2017年度中國互聯網+法律報告》聯合主編、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浙江墾丁律師事務所聯合創始人麻策律師認為：

目前，我國法院在認定勞動關系（職務行為）是否成立時，一般按《關于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勞社部發〔2005第12號〕】規則，即“三要素”原則：勞動關系成立需要同時具備下列情形：

（一）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的主體資格；

（二）用人單位依法制定的各項勞動規章制度適用于勞動者，勞動者受用人單位的勞動管理，從事用人單位安排的有報酬的勞動；

（三）勞動者提供的勞動是用人單位業務的組成部分。

如果不符合其中任一條件，法院一般是不會認定雙方之間構成勞動關系的。然而在互聯網平臺模式下，平臺一有利益得利，二未審核相關服務內容（如車況），故法院在一定條件下，即使無法認定為職務行為，法院仍可依據消法“網絡交易平臺提供者明知或者應知銷售者或者服務者利用其平臺侵害消費者合法權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與該銷售者或者服務者承擔連帶責任”之規定，要求平臺公司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律師點評】

對此，國內知名律師、《2016-2017年度中國互聯網+法律報告》聯合主編、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北京盈科(杭州)律師事務所吳旭華律師認為：

首先，員工鄭某鵬其監守自盜，為黑客提供個人信息的行為涉嫌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鄭某鵬作為京東員工，利用其職務之便，向黑客提供個人信息，屬于“將在履行職責或者提供服務過程中獲得的公民個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給他人的”，如其明知或應知黑客利用個人信息實施犯罪的，或其提供給黑客攻擊網站的信息屬于“行蹤軌跡信息”的，即可構成“情節嚴重”；如其行為還造成重大經濟損失或者惡劣的社會影響，或其提供的數量達到法定標準的，其行為性質可被認定為“情節特別嚴重”。

其次，黑客利用個人信息攻擊網絡的行為涉嫌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和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但因其侵犯公民個人信息行為與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行為之間具有行為和目的之間的牽連關系，應當在這兩個罪名之間擇一重罪處罰，黑客的行為可能將以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予以處罰。

最后，電商平臺可能需要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賠償用戶的損失。電商平臺作為網絡平臺的服務商，其與用戶之間形成合同關系，負有保障用戶信息安全的義務。鄭某鵬作為京東內部員工，如京東未盡到相應的安全管理責任，京東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賠償用戶損失。

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遼寧亞太律師事務所董毅智律師剖析認為：

因為公司與用戶之間具備合同關系，有保障用戶信息安全的義務。如果本次事故是內部人員所為，說明公司內部存在管理問題，沒有盡到安全管理責任，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賠償用戶損失。如果本次事故是外部攻擊造成，需要具體分析公司方面是否有采取基本的技術措施保障信息的安全，再來判定公司是否存在過錯。

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當企業發現數據泄露后做了什么，是否第一時間發出警報并采取措施直接體現了當事公司是否盡到了相關責任。在類似事件中，一些企業往往擔心自身名譽受損，對數據泄露抱著遮遮掩掩的態度，這種心態正是網絡攻擊者所期望的局面，也是攻擊者有恃無恐的原因之一。

按照美國的法律，企業發生一次信息泄露事件就可能被罰得傾家蕩產。根據我國法律對用戶隱私的侵權行為約束力有限，用戶維權、尋求民事賠償勝訴率不大，對損失評估難以確定金額，所以想要對隱私泄露的責任人追究還是非常困難的。雖然大規模信息泄露、數據安全事件頻出，卻從未見到企業負責人被問責。

（一）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的主體資格；

（二）用人單位依法制定的各項勞動規章制度適用于勞動者，勞動者受用人單位的勞動管理，從事用人單位安排的有報酬的勞動；

（三）勞動者提供的勞動是用人單位業務的組成部分。

如果不符合其中任一條件，法院一般是不會認定雙方之間構成勞動關系的。然而在互聯網平臺模式下，平臺一有利益得利，二未審核相關服務內容（如車況），故法院在一定條件下，即使無法認定為職務行為，法院仍可依據消法“網絡交易平臺提供者明知或者應知銷售者或者服務者利用其平臺侵害消費者合法權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與該銷售者或者服務者承擔連帶責任”之規定，要求平臺公司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律師點評】

對此，國內知名律師、《2016-2017年度中國互聯網+法律報告》聯合主編、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北京盈科(杭州)律師事務所吳旭華律師認為：

目前沒有明確的法律法規對網絡平臺和網絡平臺商家之間的關系進行明確的規定，但依據《網絡交易管理辦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平臺應當與商家簽訂協議，明確雙方的權利、義務和責任，且根據該辦法第二十六條規定，平臺發現商家有違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規、規章的行為的，應當向有關工商部門報告，采取制止措施，必要時停止提供服務。

因此，基于平臺和商家間的合同關系，平臺是否有權作出類似凍結貸款之類的強制性措施，在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的前提下，平臺的權利應當是基于雙方簽訂的合法的合同約定而產生的，且平臺應就其有權凍結的行為提供充分的證據。

且在本案例中，拼多多平臺單方認為商家有售假、刷單行為，讓商家提交證明其沒有售假、刷單的證據后，又自行認定該證據是否有效。且不論“誰主張誰舉證”，這種又當運動員又做裁判的行為本身就顯示公平。

對網絡交易行為，長期以來一直關于對消費者利益的維護，然而對于同樣處于平臺管理范圍內的“商家”來說，卻似乎并沒有得到有效的保障；而對于平臺，其行為的規制，似乎也多是從保護消費者利益的角度來考慮，也是時候進一步規制平臺的行為。

【律師點評】

對此，國內知名律師、《2016-2017年度中國互聯網+法律報告》聯合主編、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北京盈科(杭州)律師事務所吳旭華律師認為：

“綠茶餐廳Greentea”為注冊商標，任何人在相同或者近似的服務中使用與這個商標相同或者近似的標識，都將侵害杭州綠茶餐飲管理有限公司的商標權。而不少餐廳為了在別人商譽的基礎上搭便車，希望借助綠茶的影響力，將原本是其他餐廳的客戶，吸引進入自己的餐館消費，或者在同一市場上出現不同的綠茶，客觀上造成了混淆。

上述行為不僅構成侵權，還涉嫌不正當競爭，權利人完全可以提起訴訟，要求停止侵權、賠償損失、消除影響。

而作為電商運營平臺的美團，在對外宣傳及推廣業務過程中，同樣標識和使用了“綠茶”的注冊商標，構成幫助侵權。

如何加強對知名品牌的保護，盡量避免“李鬼”出現。工商局在審核相關企業名稱時，就應當考慮到對已有相似名稱知名品牌的影響，盡量減少混淆的可能。市場監管力度應當加強，防止有心之人為了蹭熱度謀取不正當利益。

【律師點評】

對此，國內知名律師、《2016-2017年度中國互聯網+法律報告》聯合主編、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北京盈科（杭州）律師事務所方超強律師認為：

隨著互聯網經濟的發展，出現了新的形形色色的工作和崗位，例如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順風車司機等，如何準確判斷這些工作和崗位的性質，對于發生相關損害糾紛時，侵權方和被侵權方明確責任該誰承擔，應當承擔什么樣的責任，如何準確有效維權等，具有重要意義。

從本案的案情來看，爭議的核心焦點就是外賣送餐員是否是外賣平臺“餓了么”的員工，其送餐行為是否是履行職務的行為，以及履行職務行為發生人身損害應當如何承擔責任。

在本案中，由于“餓了么”一方自認了勞動關系和職務行為，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三十四條的規定：用人單位的工作人員因執行工作任務造成他人損害的，由用人單位承擔侵權責任；因此，本案判決由“餓了么”公司承擔侵權責任于法有據。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外賣派送公司對于外賣員的招募和管理各有不同，全職與兼職也有區別，外賣員與派送公司之間除了可能是勞動關系外，還有可能是雇傭關系。而在雇傭關系的前提下，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相關規定：雇員在從事雇傭活動中致人損害的，雇主應當承擔賠償責任；雇員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致人損害的，應當與雇主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受害方可以向外賣派送公司主張賠償責任，在外賣員存在故意或者重大過失的情況下，受害方還可以要求外賣員一并承擔連帶責任。?

【律師點評】

對此，國內知名律師、《2016-2017年度中國互聯網+法律報告》聯合主編、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北京盈科（杭州）律師事務所方超強律師認為：

這一案件屬于典型的不正當競爭侵權糾紛案件，從新聞報道所反映的相關情況來看，高德公司指控嘀嘀公司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具體包含三個方面：1.以不正當手段非法獲取商業秘密；2.虛假宣傳；3.惡意詆毀競爭對手商譽。以上三種不正當競爭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十條、第九條以及第十四條都分別有明確規定，若高德公司能夠提供充分的證據，則嘀嘀公司被認定為不正當競爭的可能性很大。

需要注意的是，針對以不正當手段非法獲取競爭對手商業密的行為，除了需要承擔民事責任外，還有構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侵害商業秘密罪”的刑事法律風險。而一旦高德公司選擇同時走刑事程序，以其訴請7500萬元賠償的標的額來看，達到侵害商業秘密罪“造成特別嚴重后果”這一量刑標準都是綽綽有余。因此，企業還需提高警惕，秉持誠信、正當地開展經營和競爭的理念。?

【律師點評】

對此，國內知名律師、《2016-2017年度中國互聯網+法律報告》聯合主編、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北京盈科(杭州)律師事務所吳旭華律師認為：

互聯網+勞務是近年來興起的新興勞務提供形式，專車代駕、家政保潔、家電清洗、廚師、建筑工人等勞動密集型職業均大量使用APP平臺提供服務。網絡服務平臺運營方與加入平臺的勞動者間是否構成勞動關系是一個尚有爭議的法律問題。

就本案來看，可以通過鑒定是否存在事實勞動關系來確認勞動關系的建立，認定勞動關系時可參照下列憑證：

㈠工資支付憑證或記錄(職工工資發放花名冊)、繳納各項社會保險費的記錄;?

㈡用人單位向勞動者發放的“工作證”、“服務證”等能夠證明身份的證件;?

㈢勞動者填寫的用人單位招工招聘“登記表”、“報名表”等招用記錄;?

(四)考勤記錄;?

(五)其他勞動者的證言等。

【律師點評】

對此，國內知名律師、《2016-2017年度中國互聯網+法律報告》聯合主編、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北京盈科(杭州)律師事務所吳旭華律師認為：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角度來看，瑞平國際拍賣行和北京搜房科技達成的合作期滿后，合同權利義務隨之消亡，搜房網也無權再使用瑞平國際的信息去開展拍賣活動。

根據《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五條第三款規定，擅自使用他人企業名稱或者姓名，引人誤認為是他人的商品的行為，屬于采用不正當段從事市場交易，損害競爭對手的行為。搜房網此不正當競爭行為涉案數額高達3.8億，嚴重影響了正常的行業經濟秩序，賠償100萬是較為合理的。

如何維護市場秩序，避免不出正當競爭，需要國家政府相關部門和經營者當一致努力政府應加大監管力度，經營者自身也應以誠信為本，遵守基本的商業道德。

【律師點評】

對此，國內知名律師、《2016-2017年度中國互聯網+法律報告》聯合主編、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浙江墾丁律師事務所聯合創始人麻策律師認為：

關鍵詞已經成為互聯網商業營銷中的重要流量來源，互聯網公司亦就關鍵詞的網絡投放花費巨額資金。事實上，和網絡關鍵詞詐騙類似，還有很多網絡技術公司，以刷單增信為餌，在明知國家已明令禁止刷單，平臺亦不允許刷單的情況下，仍和商家之間形成刷單聯盟進行刷單。

這種行為不僅破壞了良好的市場競爭秩序，更是一種違法犯罪行為。該類案件的及時處理，能夠有效的增強網絡公平競爭秩序，規范競爭環境。

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遼寧亞太律師事務所董毅智律師認為：

“手機行業門戶”涉嫌欺詐，亟待法律規制。作為國內較早推出的移動電子商務模式，“手機行業門戶”見證了中國移動電子商務的發展變化，并成功為眾多企業搭建了走向移動電子商務的平臺。但是，由于“手機行業門戶”這一商業模式在我國處于萌芽階段，在前景及相關規定尚不明晰之時，被部分商家利用，肆意炒作，這不僅造成中小企業者的損失，也給移動電子商務的發展蒙上了一層陰影。

在所有的對“手機行業門戶”的投訴中，無一例外都將矛頭指向了移動電子商務運營企業“充滿誤導”的會議營銷，比如某些企業假借官方機構、行業協會名義進行會議營銷，并對購買產品的效果、收益進行虛假承諾，誤導中小企業與其簽訂合同，主要涉嫌合同欺詐，情節嚴重的甚至會構成合同詐騙罪。如果相關企業打著其他名號等進行虛假宣傳，并故意隱瞞“3G域名只是在第三方平臺內登記的網站關鍵詞”等信息，誤導客戶與其簽訂合同，這屬于民事欺詐，在民法上來說屬于無效行為，當事人可以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申請法院撤銷合同，要求相關企業返還全部合同款項，并賠償客戶因此受到的損失。

【律師點評】

對此，國內知名律師、《2016-2017年度中國互聯網+法律報告》聯合主編、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北京盈科（杭州）律師事務所方超強律師認為：

實際的信息保護狀況并沒有明顯的趨好態勢，究其原因在于以下幾個方面：

1、舉證難度大。從民事訴訟的角度來看，“誰主張，誰舉證”是基本的證據原則，受害人起訴特定對象維權，首先需要提供證據證明信息是從特定對象處泄露的。然而，恰恰是這一基礎事實，卻往往很難證明。基礎的個人信息，像姓名，身份證號，住址，聯系方式等，消費者早已被不同地網站、店家、APP所采集，客觀上根本無從發現泄露源；而特殊的個人信息，例如特定訂單，消費信息等，也由于服務鏈條中存在多方主體，而無法明確具體泄露方。

2、維權成本高。信息泄露事件，通過非訴解決缺少相應的渠道，導致消費者往往智能采取訴訟維權的方式。而訴訟維權，相對于非訴方式，無論經濟成本還是時間成本都大幅增加。

3.違法成本低。違法成本低主要體現在網絡泄露的隱蔽性，使得違法行為較難被發現和查處，在違法查處力度不加大的情況下，幾乎沒有違法成本。

【律師點評】

對此，國內知名律師、《2016-2017年度中國互聯網+法律報告》聯合主編、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浙江墾丁律師事務所聯合創始人麻策律師認為：

一元購是利用了網民投機心理而設置的“游戲項目”，只有了解了一元購興起的商業背景原因，才能對一元購有真正的了解。個人理解，一元購之所以以興起，主要是基于兩方面的商業背景。一是互聯網彩票銷售被叫停，二是互聯網界流量爭奪欲演欲烈。

不論從何種角度來看待一元購，其本身就是一種“買運氣”的射幸行為，射幸是一個法律專用詞，即不確定的“僥幸”行為。這樣的類型很多，如賭博、股票、彩票、賭馬、保險，都是基于射幸行為而形成的商業模式，這類行為如果從法律上予以歸結，共同點即不是隨便哪個單位或個人都可以進入，它是有準入門檻的，或者說就是直接禁止性，具體表現為牌照或行政許可制度，如彩票就是國家壟斷，保險也需要有保險資質等準入規則。

為什么法律對于射幸行為就要設置這么多障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財富分配制度是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彩票類行業其實就是一種不勞而得的行業(資本付出本身不是勞動)，如果任何人都可以隨意開展彩票銷售，則整個社會都會呈現泡沫式繁榮，每個人都指望著通過買彩票而一夜致富，誰還去勞動？這也符合我國民法“公序良俗”的基本原則，一個社會如果每天沉浸于賭博或彩票中，那這個社會一定是不正常的。而一元購就符合類彩票性質，國家應當予以管制。

一元購項目歸根結底，不論是何種方式呈現，總脫離不了落入“眾籌”、“彩票”和“賭博”三個類型之中。例如網易的一元奪寶，其聲稱是以“眾籌”模式為各類商品的銷售提供的網絡空間，我國目前將眾籌歸入互聯網金融領域，除了股權眾籌外，其它都沒有人數的限制。至于彩票，和賭博一般，都是基于運氣的成份而獲得最終的利益，如果沒有審批即可以構成非法經營犯罪。

一元購網站在“開獎”程序中的非實質公正也是很大的問題，畢竟用計算機程序統計后“隨機”抽出的幸運兒，其過程真不讓人放心，這也是為什么非即時開彩票都需要有公證員現場見證的原因。如果大家細心看一元購，雖然其二級域名和彩票二級域名不同，但其頁面是下掛并夾雜在網易彩票下的，這足以造成相關混同，讓人誤以為一元購是一種彩票的玩法。

一元購并不構成買賣合同關系，我國所規定的買賣合同必須要有所有權或民事利益的轉移，而一元購本身只是購買到了“期待權利”，最終大部分人不會有民事利益的受讓所得。另外，一元購也不屬于我國法律規定的有獎銷售行為，因為我國法律規定的有獎銷售必須是銷售對價商品后向消費者提供附帶性的利益。

【律師點評】

對此，國內知名律師、《2016-2017年度中國互聯網+法律報告》聯合主編、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遼寧亞太律師事務所董毅智律師認為：

資本看上共享單車，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大量的活躍用戶，為共享單車平臺帶來了數以億計的龐大押金總額，這是一筆相當大的現金流。當然，只要合法合規，企業利用閑置資金合理投資以保值增值無可厚非，但顯然不足以上升為盈利模式。

由于交易的特殊性，在整個交易過程中會產生時間差，而這小小的時間差，會形成巨大的資金沉淀，這部分資金在銀行賬戶里產生的利息收入，就占到支付機構總收入的11%。這部分利息收入都歸了支付機構，消費者并沒有拿到。更重要的是，其中存在客戶備付金存在被支付機構挪用、購買理財產品或其他高風險投資、為洗錢等犯罪活動提供通道等多重風險。

對于這柄懸在金融行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央行早已經出招，繼2013年6月央行發布備付金存管辦法，規范第三方支付備付金的存放、歸集、使用、劃轉后，今年1月13日，央行再次向支付市場祭出更嚴的監管舉措――將直接收攏備付金統一管理權限，要求支付機構將一定比例的客戶備付金交存至指定機構專用存款賬戶。而隨著4月17日交存大限逼近，第三方支付“用別人的錢躺著給自己賺錢”的吃利息時代，正式走向終結。

共享單車平臺押金不退還，建議消費者向消費部門、消協和工商投訴，投訴解決不了的按照雙方協議約定，合同法和消法向法院提起訴訟。

其實共享單車本質上是一種租賃的關系。承租人交付租金，出租人將車輛出租給承租人并按照分時計費方式收取租賃費用，是營利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216條規定，出租人應當按照約定將租賃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賃期間保持租賃物符合約定的用途。第220條規定，出租人應當履行租賃物的維修義務，但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

共享單車平臺投放的產品，必須符合產品質量安全標準，運營過程中亦應做好維護保養檢修，保障使用者人身安全。如因單車存在的質量缺陷和安全隱患，導致出現交通事故，對租車者造成人身傷害，則平臺應負相應責任；如果不是因車輛質量問題而是因騎行者本身違反交通規則等個人過錯原因受傷，那么可由相關保險公司理賠。

【律師點評】

對此，國內知名律師、《2016-2017年度中國互聯網+法律報告》聯合主編、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北京盈科（杭州）律師事務所方超強律師認為：

在線旅游平臺利用訂票規則收取高額的機票退改費，本質上是利用格式條款限制、損害消費者權益的行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的相關規定及其司法解釋，違約金的約定應當與損失相適應，違約金過高的可以請求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降低；而超過合同金額30%的違約金就可以認為過高。在線旅游平臺僅僅是訂票代理方，消費者退改票對其的損失明顯較小，因此動輒70%、80%的退改費，無疑是可以調整的。

不僅違約金額可以調整，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的規定，提供格式合同的一方，免除自身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該條款無效。消費者還可以主張過高的退改費條款，或者禁止退改條款無效來維護自身權益。

【律師點評】

對此，國內知名律師、《2016-2017年度中國互聯網+法律報告》聯合主編、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浙江金道律師事務所王冰潔律師認為：

海淘尤其是海淘代購這一塊，假貨問題更加嚴重。海淘代購并未納入海關監管體系，更多的是商家號稱在國外現場買貨，人肉或直郵回國內，通過淘寶或微商為銷售渠道更多的以C2C形式存在。不論是銷售主體、還是貨物、物流，都沒有像保稅備貨模式納入海關體系接受常態監管，仍然處在野蠻生長狀態。

對于消費者而言，慎重選擇使用海外代購直郵模式購買跨境商品，尤其不建議通過微商、微信購買跨境商品，該種渠道，微商通過朋友圈發布海淘代購商品，并在微信上完成交易，第三方平臺并不會干涉監管跨境交易，亦不會如某寶對交易資金做監管擔保。因此通過微商購買到的跨境商品，一旦發生售后問題，買家很難向平臺發起投訴維權。而賣家在無監管、無約束的環境下更加肆無忌憚。

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浙江墾丁律師事務所聯合創始人麻策律師認為：

在跨境電商領域，海淘代購而引發的消費者權益糾紛從未停止，隨著海淘代購的發展，2015年已經陸續有消費者就進口食品中文標簽、質量問題向法院提出了訴訟。

我們應該看到，保稅模式和直郵模式大相徑庭，其涉及的法律關系更是紛繁復雜，目前國內法院已經在處理直郵進口模式下的中文標簽的案件了，可惜的是，法院判決竟然出現打架情況，有的判決支持10倍賠償，有些認為不應當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同時還有對朋友圈代購是否應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提出了異議，這都是海淘代購這一行業法律爭議的內容。

隨著稅收新政的實施，海淘個人代購將日薄西山，因為新政的實施勢必提高跨境電子商務的稅收成本，為了鞏固目前成熟的跨境電商進口模式，海關勢必加大針對個人海淘的查驗力度。

【律師點評】

對此，國內知名律師、《2016-2017年度中國互聯網+法律報告》聯合主編、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遼寧亞太律師事務所董毅智律師認為：

雖然對微商的監管有法可依，但是微商糾紛維權還存在著困難。比如訴訟主體難確定，經營者僅在網絡上簡單地告知店鋪名和電話號碼，實際經營者和網店注冊者難以確定，無法確定適格的被告；原告舉證能力弱，網購證據一般體現為聊天記錄、交易明細等電子材料，此類證據極易造成丟失，不僅影響原告舉證，法院在證據保全時也無從下手；訴訟管轄權異議大，網購糾紛中，賣家基本不公布其住所地，合同履行地的確定也無明確標準，傳統合同糾紛中被告住所地和合同履行地的管轄權確定規則較難適用；消費欺詐難認定，職業網購打假人頻現，在此情況下能否認定銷售者存在欺詐行為存在爭議；銷售者責任難判定，如何判斷銷售者是否“明知”是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以及如何限定銷售者的驗明義務成為審理中判定銷售者責任等。

消費者在微信中涉及交易時，不要因為便宜，或者從眾心理，購買毫無保障的三無產品（無生產日期、無質量合格證以及無生產廠家）。購買前先上網查一查這個品牌在網上都有什么反饋或者是否有官方網站等。如果有廠家或者公司名稱的，可以通過工商部門的企業信用網站查詢。在選擇交易方時可以選擇貨到付款或者銀行轉賬的方式，切勿直接通過微信轉賬的方式進行支付。一旦發現自身利益受到損害，通過上述方式可迅速保留固定證據，及時向工商或者公安部門控告、舉報。

對此，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浙江墾丁律師事務所聯合創始人麻策認為：

在朋友圈的銷售有各種各樣的類型，三級分銷一般來說是由商家來展開的，比如說在微商群上面注冊一個平臺，或者自己開發一個三級分銷平臺掛到微信朋友圈中，另外一種所謂的微商是個人代購或者自己的小店在朋友圈發布一個廣告，這樣在廣義上也可以看作一種分銷。

此類行為的法律風險在于很多的個人代購或者個人的商品廣告，不能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來進行保護。比如說通過朋友圈的網站或者個人的網站買了一個代購產品，這種情況下，因為他們之間不是消費者與經營者之間的關系，所以發生爭議之后只能私底下解決，目前通過消保委或者其他的一些途徑是不能得到支持的。

傳銷類似于三級分銷的模式，現在有的三級分銷混淆了分銷與傳銷的概念，其實只要有拉人頭、有層級、有入會門檻的，比如要自行先購買兩百或者三百的商品然后發展下線，然后再進行提成，本身已經構成傳銷。只不過現在法律規定，如果沒有構成三級的話可以不作為犯罪處理，但是仍然要受到行政處罰，并處以相應罰款，目前已經有作為行政違法行為進行處罰的先例。

微商監管并非立法空白。有些微商在沒有工商登記的情況下運作，如個人進行海外代購的行為，應該適用兩個人之間的委托合同關系，在委托代購的情況下，適用委托合同的法律進行管理。關鍵點在于他們之間的關系屬于一種空白或者是沒有條款規制的狀態，發生爭議之后，因為沒有具體的委托合同內容，以及對品質、保障、價款的規定，因此主張權益時會存在問題。微信作為技術的提供者，對于朋友圈存在的一些明顯違反監管的行為，應該承擔監管義務。

現在微信提供的是技術信息服務，在互聯網技術信息模式下，作為服務商而言，他們的責任范圍不能被無限擴大，畢竟信息平臺的信息量可以說是海量，對每一個信息進行整合，在實踐中并不現實。所以運營者的責任體現在“避風港原則”中，也就是說，如果有人進行舉報或者投訴其平臺上有違法、違規信息，如果不進行處理，這種情況下，作為運營者的微信就要承擔一定的責任。

【律師點評】

對此，國內知名律師、《2016-2017年度中國互聯網+法律報告》聯合主編、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浙江金道律師事務所王冰潔律師認為：

隨著2015年號稱史上最嚴《廣告法》的修訂出臺，以及隨著2016年《廣告法》在市場監督管理部門的落地執行之下，生活中，尤其是網絡購物交易中，越來越多的商家開始規范正視自身的商品宣傳、文案描述。當然仍有很多消費者在網購過程中，會發現商家在宣傳頁面存在虛假促銷，如虛假宣傳、夸大宣傳、使用廣告違禁詞（如最好、最低、頂級、純天然、極品等）、價格欺詐等情況，面對商家的該等違法違規行為，消費者手上握有兩大權利，一是對商家的該等虛假宣傳行為向市場監督管理部門行政投訴的權利，一旦市場監督管理局介入，并判定商家虛假宣傳成立，商家或有可能面臨廣告費3-5倍，或20萬至100萬的罰款，情節嚴重的甚至將面臨廣告費5-10倍，100萬-200萬的罰款。二是消費者有權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要求商家承擔退一賠三的民事法律責任。

【律師點評】

對此，國內知名律師、《2016-2017年度中國互聯網+法律報告》聯合主編、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遼寧亞太律師事務所董毅智律師認為：

“手機行業門戶”涉嫌欺詐，亟待法律規制。作為國內較早推出的移動電子商務模式，“手機行業門戶”見證了中國移動電子商務的發展變化，并成功為眾多企業搭建了走向移動電子商務的平臺。但是，由于“手機行業門戶”這一商業模式在我國處于萌芽階段，在前景及相關規定尚不明晰之時，被部分商家利用，肆意炒作，這不僅造成中小企業者的損失，也給移動電子商務的發展蒙上了一層陰影。

在所有的對“手機行業門戶”的投訴中，無一例外都將矛頭指向了移動電子商務運營企業“充滿誤導”的會議營銷，比如某些企業假借官方機構、行業協會名義進行會議營銷，并對購買產品的效果、收益進行虛假承諾，誤導中小企業與其簽訂合同，主要涉嫌合同欺詐，情節嚴重的甚至會構成合同詐騙罪。如果相關企業打著其他名號等進行虛假宣傳，并故意隱瞞“3G域名只是在第三方平臺內登記的網站關鍵詞”等信息，誤導客戶與其簽訂合同，這屬于民事欺詐，在民法上來說屬于無效行為，當事人可以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申請法院撤銷合同，要求相關企業返還全部合同款項，并賠償客戶因此受到的損失。

但是中小企業一旦上當受騙，通常存在維權困難。雖然依據合同法，因欺詐而訂立的合同屬于可撤銷的合同。但是，這類企業的欺詐行為通常采取口頭方式或者發放宣傳手冊，難以獲取相關證據或者證據效力有限。以涉嫌詐騙犯罪名義向公關機關報案也往往難以立案，公關機關通常只視為普通民事糾紛，告知通過民事途徑解決。而通過民事途徑解決，往往成本高且耗時長。

如果消費者要競價購買關鍵詞，則必須提供該公司的工商營業執照、營業執照的法人身份證復印件以及與關鍵詞相關的合法的資歷證明等證件才能參與購買。而某些公司在出售關鍵詞時，完全不審核相關企業和人員的資質，存在嚴重的違規、違法行為。制止此類行為，除聯合眾多受害者集體維權外，更需要工商部門加大監管力度，對虛假宣傳、欺詐營銷等不法行為進行行政查處，凈化行業秩序，維護廣大企業的合法權

【律師點評】

對此，國內知名律師、《2016-2017年度中國互聯網+法律報告》聯合主編、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浙江金道律師事務所王冰潔律師認為：

不少包裹如果沒有保價，消費者在包裹發生丟失或者損毀的時候索賠非常困難。

《快遞市場管理辦法》第二十條?“在快遞服務過程中，快件（郵件）發生延誤、丟失、損毀和內件不符的，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應當按照與用戶的約定，依法予以賠償。企業與用戶之間未對賠償事項進行約定的，對于購買保價的快件（郵件），應當按照保價金額賠償。對于未購買保價的快件（郵件），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郵政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等相關法律規定賠償”。也就是說包裹損失賠償應當按照寄件人與快遞公司的服務合同條款為賠償依據。

但是實際上，快遞公司快遞面單背后的服務合同，均有限制消費者權利的合同約定，如發生破損按照快遞費用的倍數賠償，或者直接限定金額賠償，或者直接規定對破損、延時等情況不予賠償的條款。快遞公司類似的條款，系格式條款，客觀上已經限制了消費者權利，免除或減少自身責任，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之相關規定，快遞公司未以合理方式提請寄件人注意格式條款的，該等免除自身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格式條款為無效條款，寄件人有權要求快遞公司原價賠償。

【律師點評】

對此，國內知名律師、《2016-2017年度中國互聯網+法律報告》聯合主編、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浙江金道律師事務所王冰潔律師認為：

《網絡交易管理辦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有關七日無理由退換貨規定的出臺，基于網絡圖片商品與實物商品不一致，貨不對板的糾紛，得到了大量實質性的化解。買家對于買到的商品，認為顏色有誤差、版型不佳、做工不細致、面料無質感等等與賣家描述不符、或與賣家秀不符的，買家都可以選在收到貨物后七日內發起無理由退貨。當然，除此之外，當買家收到貨不對板的商品時，是否還有其他的維權手段呢？答案是肯定的。正如開文所言，賣家在其宣傳頁面做不實描述、夸大描述，虛假宣傳的，明明是“國內分裝”，卻描述成“原裝進口”，面料材質明明是pu，卻描述成是“真皮”，明明是一般保健品，卻作有藥用價值、疾病治療功效的描述，都構成貨不對版，虛假宣傳。

作為買家而言有權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五十五條?“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三倍；增加賠償的金額不足五百元的，為五百元。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之規定行使退一賠三，賠償金額不足500元，為500元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