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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延來:互聯網法院對電商行業規范有促進作用
發布時間:2017年08月04日 14:03:07

(電子商務研究中心訊)    摘要:日前,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浙江墾丁律師事務所主任張延來在接受《法人》記者就“互聯網法院”采訪時認為,相應地,會有更多具有代表性的判例出現,這對于整個電子商務行業的規范運營有重大的促進作用。

    杭州互聯網法庭設立之后,部分涉及電子商務訴訟的案件將有機會通過線上解決。對覆蓋了互聯網和物流等多個領域與平臺的電商來說,案件的被告和原告往往相隔千里,打官司常常需要在異地間來回奔波。同時,電商訴訟糾紛的證據基本都保留在線上,互聯網法院將有望解決電子商務訴訟的痛點。而從大環境著眼,電子商務正被逐步納入法律規范體系中。

  以下為該報道原文全文:《首家互聯網法院試水杭州

  互聯網法院的摸索建設,能讓法律共同體以及訴訟參與人體會到司法透明中所折射出來的司法公正,從而形成更加自信的司法體系

  近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包括《關于設立杭州互聯網法院的方案》在內的11個文件。這意味著中國首家互聯網法院將落戶杭州。

  會議強調,設立杭州互聯網法院,是司法主動適應互聯網發展大趨勢的一項重大制度創新。要按照依法有序、積極穩妥、遵循司法規律、滿足群眾需求的要求,探索涉網案件訴訟規則,完善審理機制,提升審判效能,為維護網絡安全、化解涉網糾紛、促進互聯網和經濟社會深度融合等提供司法保障。

  在“互聯網+”的大趨勢下,司法改革率先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如何進行后續的進一步落地實施,有待方案在運行過程中的進一步完善。

  涉網案件的需求

  “就公安部的統計顯示,2015年我國公安機關已偵辦網絡違法犯罪案件173萬起,抓獲犯罪嫌疑人29.8萬人。而2016年我國公安機關已偵辦網絡違法犯罪案件235萬起,抓獲犯罪嫌疑人35萬人左右。”中研普華研究員祝大榮在接受《法人》記者采訪時表示。

  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浙江墾丁律師事務所聯合創始人麻策則認為,互聯網的發展態勢,足以讓我們看清,人類社會正逐步往線上遷移,人類生活也步入在線化。線下商品買賣在線化遷移后形成電子商務;原鄰里服務在線化遷移后形成O2O;原來的線下交流、交往在線化遷移后成為社交工具;傳統紙幣在線化后演化成電子支付;甚至于傳統的犯罪行為都在積極學習往在線化遷移。

  “那么,作為守衛人類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的司法,為什么不能徹底地在線化和互聯網化呢?司法的在線化是大勢所趨。”麻策對《法人》記者如是說。

  他進一步表示,杭州互聯網法院的設立,向外界釋放了一個非常積極的信號,雖然法律或立法具有滯后性,但司法領域不會故步自封,司法創新甚至可能成為法律互聯網化的引領者。

  “否則,在急劇變化進步的互聯網時代,司法就只會成為互聯網新型法律糾紛的填埋場,甚至成為阻礙社會和科技進步的枷鎖。”麻策說,互聯網法院的摸索建設,能讓法律共同體以及訴訟參與人體會到司法透明中所折射出來的司法公正,從而形成更加自信的司法體系。

  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主任曹磊同時認為,互聯網法院的設立主要有五個積極意義:第一,隨著網絡詐騙、網絡售假案件的高發,互聯網法院設立有利于充分踐行司法為民宗旨,為依法治理網絡空間、有效保障互聯網經濟健康發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第二,有利于“互聯網+司法”、智慧法院的建設;第三,有利于網上知識產權保護和信用示范體系建設,推動我國網信事業發展;第四,有利于現代網絡治理乃至網絡強國建設的有效制度保障;第五,為全國法院互聯網審判積累了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有利于我國牢牢把握國際規則制定主導權做出了重要貢獻。

  為何首設杭州

  首家互聯網法院設立在杭州,并非偶然。目前,杭州已形成以阿里巴巴為首的電商產業集群,互聯網各相關產業優勢明顯。

  “杭州大數據產業基礎扎實,在技術上具有明顯優勢,已經完全具備了承接‘互聯網法院’建設工作的能力。”祝大榮就互聯網法院為何首設杭州表示。

  除了技術優勢,設立杭州互聯網法院也是現實需要。2017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民進浙江省委會副主委趙光育曾建議,應該設立中國(杭州)互聯網法院。他提出這一建議的原因在于,其關注到隨著電子商務的發展,近年來杭州的電商平臺處理糾紛數以萬計,杭州各基層法院受理電子商務案件從2013年的600余件增加到了2016年的上萬件。

  上海漢盛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李旻認為,在杭州設立互聯網法院,從其選址開始就非常有意思,因為杭州歷來是全國電子商務巨頭企業的“發源地”。在杭州聚集著一幫來自五湖四海的互聯網企業,這也就意味著在杭州設立互聯網法院基本不會浪費司法資源。

  “其次,設立互聯網法院是司法嫁接科技的一項重要舉措,它標志著我國與時俱進的一貫方針政策。”李旻表示,應該要指出的是,設立互聯網法院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如何規范互聯網法院的各項運作機制,也是急需提上日程的事宜。

  北京盈科(杭州)律師事務所方超強律師也對《法人》記者說:“此次選擇在杭州首度設立‘杭州互聯網法院’,不僅是對于杭州走在‘互聯網+’前沿的肯定,也是基于杭州電子商務網上法庭探索經驗的水到渠成之舉。”

  尚需摸索中前進

  關于在杭州設立互聯網法院,其管轄權以及執行等問題,祝大榮在接受《法人》記者采訪時說:“杭州互聯網法院是基于杭州法院原先的電子商務網上法庭而建,將涉及網絡的案件從現有審判體系中剝離出來,構建專業的司法體系,專門審理和研判此類涉網案件。試點期間,案件的受理范圍主要是涉及電子商務的交易類、金融類、著作權類案件。”

  電子商務活動當中引發的糾紛類型,主要集中于網購消費者權益糾紛、網絡合同糾紛、網絡不正當競爭、網絡侵權等,都是典型的互聯網案件,互聯網法院的成立,會使得對于這些新型案件的處理更加專業化。

  “相應地,會有更多具有代表性的判例出現,這對于整個電子商務行業的規范運營有重大的促進作用。”浙江墾丁律師事務所主任張延來對《法人》記者肯定了互聯網法院對電子商務的積極影響。

  他進一步說,杭州互聯網法庭設立之后,部分涉及電子商務訴訟的案件將有機會通過線上解決。對覆蓋了互聯網和物流等多個領域與平臺的電商來說,案件的被告和原告往往相隔千里,打官司常常需要在異地間來回奔波。同時,電商訴訟糾紛的證據基本都保留在線上,互聯網法院將有望解決電子商務訴訟的痛點。而從大環境著眼,電子商務正被逐步納入法律規范體系中。

  方超強也認為,互聯網法院的設立對互聯網案件審理具有積極意義。他說:“當前,隨著互聯網經濟的發展,涉互聯網案件數量急劇增加。此類案件往往具備技術性強、與新型互聯網商業模式深度關聯、糾紛性質存在爭議、沒有在先判例且現有法律法規規范模糊等特點,這給司法審判帶來了不小的挑戰。”

  方超強表示,不同地區、不同法院甚至不同法官對于案件理解的不同,都極有可能導致“同案不同判”的現象。照搬既有訴訟規則和審判機制,在審理此類案件時,也往往不能最大限度地體現公平正義。

  因此,通過設立“互聯網法院”,探索適合涉網案件的訴訟規則和審判機制。并通過專門管轄的方式,確保裁判法官的業務水平,確保“同案同判”,無疑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意義,是一項重要的司法改革舉措。在性質上,“互聯網法院”屬于專門法院,與負責專門管轄的海事法院、軍事法院、鐵路法院、森林法院等屬于同一類法院。

  祝大榮最后對《法人》記者說:“杭州已站在了全球電子商務發展的制高點上。但電子商務國際規則并不成熟,特別是對跨境電子商務糾紛的依法處理仍處于起步階段。因此,能否先人一步、搶占先機,對日后主導網絡空間的國際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意義重大。”(來源:《法人》;文/李立娟)

今年是《電子商務法》實施的第一個315“國際消費者權益日”。為此,網經社旗下電子商務消費糾紛調解平臺發起“‘律’動網購,我在行動!”的“3·15”主題活動,為期一月。通過報告發布、榜單評級、案例披露、投訴曝光、綠色通道、消費預警、專題聚焦、滾動播報、全媒體矩陣和3000+注冊媒體記者通報等多種形式,對網絡消費維權難點、熱點和相關平臺點名鞭策。平臺“綠色通道”入駐持續開放中,包括京東、蘇寧易購、拼多多、唯品會、國美、網易考拉和嚴選、寶寶樹美囤媽媽、蜜芽、貝貝、亞馬遜中國、聚美優品、途虎養車、蘑菇街、美麗說、當當、綠森數碼、豐趣海淘、有贊、云集、楚楚推、寺庫、本來生活、i百聯、返利網、美團點評、飛豬、阿卡索外教網、攜程、去哪兒、藝龍、驢媽媽、同程旅游、分期樂在內的36家電商平臺已搶先入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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